广州增城区举行2016年度“十佳增城好人”颁奖典礼

武内绍人（1951-）先生是日本敦煌学、西藏学的著名学者，京都大学文学部硕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哲学博士。他自1985年至1997年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博士课程兼任讲师，1997年起任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教授至今；曾任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共同研究员，东京外国语大学共同研究员，大阪大学文学部、大学院博士课程兼任讲师。

二十年余来，武内绍人一直致力于对敦煌西域所出的古藏文文献尤其是英藏社会历史文献的整理、刊布及其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他受日本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991-1992）、国际科学研究计划（1992－1994）和三菱基金项目的资助，赴英、法、俄、瑞典等收藏机构查阅、研究出自敦煌西域的古藏文文书，经过多年的努力，编辑出版了《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写本》两部著作。前者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订而成的，可谓是研究敦煌西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的集大成者。

此外，武内绍人还发挥掌握第一手文献的优势，撰写出一系列的相关学术论文，发表于上世纪的如：《古藏文Lho-bal考》，《北庭、安西(龟兹)和西州的吐蕃与回鹘790-869.A.D.)》，《一组归义军时期的古藏文书信:古藏文书信类型初探》，《古藏文买卖契约文书研究》，《古藏文借贷契约文书》，《将：吐蕃王朝千户部落的下属行政单位》①；近十余年来发表的文章有：《后吐蕃时代藏语文在西域河西西夏的行用与影响》、《Tshar、srang和tshan：吐蕃统治于阗的基层组织》、《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后王朝时期的古藏文佛教文献》、《象雄语最新研究状况》、《Alchi附近地区发现的古藏文碑刻研究》、《Glegstsbas：吐蕃统治时期汉族抄经人的包经纸》等。②他的这些成果，为国际敦煌学界、藏学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系统的研究成果，被国际学术界同仁频频引用，反复研究。

具体到《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Daizo Shuppan,Tokyo,1995）一书，共收出自敦煌、新疆而分藏于英、法、瑞、俄、日、德等国的古藏文契约文书58件，汉文契约文书2件。该书除了在第一部分用专章对古藏文契约文书作分类研究和综合论述外，第二部分对每一件契约文书所做的翻译和考释，可谓是研究敦煌西域的古藏文契约文书的集大成者，其内容可与英国学者F.W.托马斯的《有关西域的藏文文献与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London，1951)③一书相互补充，而更加专门。

该书目录如下：

前言，导论

第一部分

第1章古藏文契约文书的分类

第2章买卖契约

第3章借贷契约

第4章雇佣契约

第5章契约的特点及社会背景

第二部分

契约的转写、汉译及注释

附录

引文索引

单词及短语索引表

图版一览表

具体来说，该书的章节被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了1至5章,内容展示了古藏文契约文献的全貌。也就是说，有哪些种类?有哪些文学风格和形式?是在哪种社会及社会语言背景下写出的?第1章是目前为止已经鉴定出来的契约分类表，还有现在的收藏地址、出处及日期。这些契约分成三个基本类型:即买卖契约、借贷契约以及雇佣契约。各类契约及其行业背景在接下来的3个章节(2-4章)里有详细说明。各章节都有基本的契约惯用语。

第5章主要讨论了与契约特点及社会背景相关的问题：1、这些契约的惯用语是何时产生的，如何创造的，是否接受了汉、回鹘、于阗、粟特、吐火罗、佉卢文尼雅俗语、阿拉伯及西夏等语言的影响；2、比较其他语言的契约,古藏文契约的特点；3、谁使用过这些契约,是吐蕃人还是其他民族的人，这些契约在吐蕃统治下的新疆与河西走廊地区使用的情况。

第二部分(文献部分)收录了所有藏文契约的转写本以及注解，第2-4章没有讨论的问题。两卷汉文契约的写本以及翻译也收录此中，以备查验。主要符号与缩写词,列在了所编文本部分的开头。文本部分后面的文献目录中，列有所有藏文写本的音节索引表,部分藏文单词及短语的索引表,以及附在卷尾的引文索引、藏文契约及两卷汉文契约的一览表。

近年恰逢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疆通史》编撰工作启动，在获得武内绍人的翻译授权以后，2010年我们成功地将翻译其著作申报成《新疆通史》的基础项目，并约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的赵晓意副教授参与翻译工作。具体操作程序和分工是：杨公卫(尼玛扎西)博士首先完成英译汉初稿，杨铭从专门史的角度对译文初稿作了较大篇幅的修订，如纠错、补遗、润饰文字等，并拟定了译文中的人名、地名、部落名、吏职名等专有名词，最后由赵晓意进行了英文校订。译稿已交由新疆人民出版社编排，预计在2016年上半年与读者见面。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翻译在尽可能忠实于武内绍人先生原文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学者的阅读习惯和印刷便利，对原书的藏文拉丁字母转写系统（威利系统，1959年）和西文表达格式进行了零星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

1、藏文前后加字在威利系统中转写成’，本书转写成v；

2、元音i反书时原书用I表示，中译本仍用i。

同时，需要就中译本的内容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本来国内学术界已经习惯用P.t.加数字来表示出自敦煌的伯希和收集品中的藏文文献，如P.t.1297；也习惯了出自敦煌的斯坦因收集品中的写本用S.加数字来表示，如S.2228。但由于原书中采用的是P1297、S2228这样的编号，为了不引起翻译中的连锁改动，所以，我们仍保持了原书编号。

第二，藏文文书中有rgya sheg/shig一词,武内绍人译为“石”，并在文本no.2的讨论中说：“同期敦煌汉文文献中，一名妇女的身价是二十石小麦，即十驮”，言下之意，一驮相当于两石。而法国学者谢和耐、童丕认为敦煌藏文写本中的一驮（khal）不足一硕，仅相当于0.87硕，而一硕有10斗，一斗有10升，大约相当于60公升。这一计量单位写作“石”或“硕”，读作shi（唐音sek），而不是有时人们所说的“担”，一份藏文借贷契约上就写作sheg（P.t.1297）。④正因为关于这些计量单位大小和换算有不同观点，所以，我们从藏文原意出发，并对照吐蕃时期的汉文契约，译成“汉硕”。

第三，由于中译本除了保留原书中的人名索引以外，还重新编排了藏、汉地名、族名、部落名和官吏名对照表，为避免重复，征得武内绍人先生同意，原书的藏文音序词语、藏文词汇和专业词汇索引等，就没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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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T.TAKEUCHI，“On the Old Tibetan Word Lho-bal”, Preceedings of the 31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Sciences in Asia and North Africa II, Tokyo, 1984, pp.986-987“； The Tibetan and Uighurs in Pei-t’ing，An his(Kucha), and His-chou (790-869 A.D.)”,《近畿大学教养部研究纪要》第17卷第3号,1986，pp.51-68；“A Group of Old Tibetan Letters Written Under Kuei-I-chun: a Preliminary Study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Old Tibetan Letters”,Acta Orient. Hung.Tomus XLIV(1-2)，1990,pp.175-190；“On the Old Tibetan Sale Contracts.” In S. Ihara and Z. Yamaguchi (eds.) Tibetan Studies,Narita, 1992,pp. 773-792；“Old Tibetan Loan Contracts.”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no. 51,Tokyo, 1993,25-83“；TSHAN: Subordinate Administertive Units of the Thousand-districts in the Tibetan Empire”, Tibet 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FAGERNES 1992,volume 2, edited by per KVAERNE,Oslo,1994,pp.848-862.

②“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 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 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th-12th c.”，Desmond Durkin-Mei sterernst (ed.)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Berlin，2004，pp.341-348。“Tshar srang, and tshan Administrative Units in Tibetan-ruled Khotan”，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2008/3.pp.145-148。“Old Tibetan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Post-Tibetan Imperial Period Mid-9 C. to Late 10 c.”,Cristina Sherrer-Schaub (ed.) Old Tibetan Studies 2: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Brill, 2009。“Present Stage of Deciphering Old Zhang zhung”，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5: 151-165 ?2009 Issues in Tibeto- Burma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Edited by Yasuhiko Nagano。“Old Tibetan Rock Inscriptions near Alchi”,Journal of Research Institute 2012Vol.49,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Languages,pp.29-70.“Glegs tsbas：Writing Boards of Chinese Scribes in Tibetan- Ruled Dunhuang”, B． Dotson,K.Iwao,T.Takeuchi(eds.)Scribes,Texts,and Rituals in Early Tibetan and Dunhuang,Wiesbaden,2013.pp101.

③F.W.托马斯编著，刘忠、杨铭译.敦煌西域古藏文历史文献[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④童丕著，余欣、陈建中译.敦煌的借贷：中国中古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社会[M].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3页，85页。

（作者：杨铭 杨公卫，摘自：《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3期）